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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专版报道我校大运河研究院研究成果
时间:2018-03-10 10:21, 编辑:文/严涛 信息发布/党委宣传部

3月10日,《人民政协报》第7版“特别关注”专版报道我校大运河研究院研究成果和校长梁留科署名文章。原文及链接如下;

 

千年运河出洛阳喜迎盛世谱华章

———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1

1400多年前,隋炀帝迁都洛阳。

随后,为巩固统一,促进全国政治、经济、学问的交流,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诏“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隋书·炀帝纪》)。以洛阳为中心,南起杭州,北至北京,全长5000余里的隋唐大运河正式形成。

这条南北大动脉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从而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辐射的水运网。值得注意的是,与世界上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相比,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时间要早1200多年,长度相当于苏伊士运河的15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

隋唐大运河西接陆上丝绸之路,东联海上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国内外的物资交流,使洛阳成为八方辐辏、万国咸通的交通枢纽。“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中外旅商,莫不辐凑。”(《河南志》第142页)把地中海周边、中亚学问和中国内陆的学问连接起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对外输出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学问的交流与传播,推动了丝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人类的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往事越千年,学问传今朝。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学问遗产保护传承”。习大大总书记就文物工作和“大运河学问带”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包括洛阳在内的七个运河沿线重要节点、枢纽城市,围绕学问运河、生态运河、经济运河、社会运河,积极推进大运河学问遗产保护和利用。

洛阳是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承载着汩汩不息的运河学问。目前,洛阳市正集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建设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学问公园,使之成为系统挖掘、整理和展示大运河洛阳段深厚历史学问资源的重要平台,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见证;建设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通过展现隋唐大运河的历史风貌和学问价值,增强国家、民族和学问的认同感;构建隋唐大运河黄金旅游带,以使运河遗产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隋唐大运河(洛阳段)学问带的建设,对延续古都历史文脉,将洛阳打造成历史学问特色鲜明、古韵今风相得益彰、古代文明和现代学问交相辉映的国际级学问高地,促进运河生态修复和人文生态保护,优化运河生态环境,真正形成“历史隋唐、品质隋唐、生态隋唐、国际隋唐”,发展运河学问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业态,提升洛阳的城市品位和学问内涵,增强学问自信和学问自觉,唤起人们保护大运河、弘扬大运河学问、建设大运河学问带的历史责任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仅如此,这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大大总书记“大运河学问带”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洛阳加快建设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打造带动全省发展新的增长极的有力支撑,是洛阳坚定学问自信、传承中华文脉、实现学问复兴的历史担当和厚植学问优势、打造国际学问旅游名城的重要抓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作为一所地方百年师范名校,mobile.58365365历来重视大运河研究工作,积极与省市、国家大运河发展战略对接,成立了大运河研究院,设立专项研究基金,组成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美术学、音乐学、体育学、旅游学等跨学科专家团队,深入开展隋唐历史学问、隋唐运河经济与社会、隋唐运河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努力讲好大运河学问带上的洛阳故事,塑造好洛阳形象,已出版《隋唐历史学问》等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近百篇,收集运河文物近千件,获批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意大利研究中心”,获批“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40余项,建立了全国高校唯一的“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中国三彩艺术馆”,打造了特色“爱和小镇”,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元和四年(809)正月十二日,家住洛阳的著名文人李翱到岭南赴任,从洛阳城洛水南岸的旌善坊乘船经由漕渠离开洛阳城,在偃师西的漕口入洛河,由洛河进入黄河、汴河、淮河,一路南下,观山水、体民俗,尽得其便。捧读李翱《来南录》(《全唐文》卷六三八),因运河所串起的各个水域扑面而来,隋唐大运河的绰约风韵如在目前,不禁令人顿生穿越千年历史之感。

■奠定隋唐政治中心

隋炀帝营建东都并迁都洛阳,伴随着的是国家政治中心的东移。新建成的东都洛阳规模宏大,布局有序,从内到外依次为宫城、皇城、外郭城、西苑等,宫室台殿“穷极壮丽”,洛水穿城而过,100多个里坊在洛河两岸分布,极具都城风范,代表了隋唐时期我国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隋炀帝建设洛阳城适应了隋朝统一后政治、经济、军事新形势的需要。从其后隋炀帝的活动来看,其北巡边塞,南下江都,征伐高丽,都经过洛阳。洛阳成为隋朝实际上的都城与政治中心。

洛阳也成为隋炀帝加强对外交流、展示国家实力和学问的重要舞台。隋炀帝在东都建国门外设“四方馆”,以待四方使者(《隋书》卷28《百官志下》),并多次举办盛会款待四方来客。大业六年(610)正月,各国使臣、蕃长云集洛阳。十五日,炀帝在皇城外端门街,盛陈天下奇伎异艺,表演场地周长五千步,演奏乐器的有一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由此可见东都洛阳在丝绸之路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隋灭唐兴,唐代继承了隋朝洛阳的都城地位。唐代前期面临着巩固政权修复经济的重任,而此时的洛阳仍旧是当时南北漕运的中心,是长安所需物资的中转地,鉴于此,洛阳的政治地位也得到空前提升。太宗曾经三次巡幸到此。高宗更是先后七次巡幸洛阳,在位大部分时间内都在洛阳,并在显庆二年(657)提升洛阳为东都。武则天则立东都为神都,直接把都城定在了洛阳,并对城池、苑囿、宫殿以及官府机构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成为了国家政治中心,地位比肩甚至超过了长安。

随着唐代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洛阳的对外交流更加密切和频繁。借助于大运河的交通便利,洛阳成为当时独具一格的国际性大都市,吸引了大批东亚、中亚、南亚等丝路沿线诸国来洛阳朝贡,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盛况。麟德二年(665)十月,在武则天的要求下,唐高宗封禅泰山,“帝发东都,赴东岳……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唐会要》卷七)跟随的国家使节之多,突显出洛阳作为国际政治交往中心的地位。

国际交往的密切也促使了唐代政治体制模式和城市建筑形式的输出。日本多次派使团到唐代学习,把唐代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带回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政治体制变革。公元646年,日本实施“大化改新”,改革行政制度,学习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置八省百官”,制定“冠位七色十三阶”(随即增为十九阶),在地方上则设国、郡、里三级行政区划,分别由朝廷委派国司、郡司和里长管辖,推动了日本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形成。日本的京都,一千多年来一直被称为洛阳城,就是仿照隋唐洛阳城规划建设的。京都的东南西北中五个部分,习惯上称为“洛东”“洛南”“洛西”“洛北”和“洛中”,也是以洛阳来命名的,可见洛阳城市建设的巨大影响力。

■造就隋唐经济中心

洛阳在隋唐时期经济中心的地位是与其作为政治中心相匹配的。为了提升洛阳的经济地位,隋炀帝迁洛之际,“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隋书》卷3《炀帝纪》)。与隋炀帝相似,武则天也曾“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二年秋七月条),洛阳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大量工商户迁入洛阳,直接促进了城内的商业贸易和消费。

人口、消费增加以及贸易的旺盛,促使洛阳的商品生产以及特色产业发达起来。洛阳生产的商品主要有丝绸、饼、汤、酒、茶、盐、蔬菜、药材、文房四宝等,其中河洛地区北部河东一带的安邑和解县所产之盐行销全国十几个郡县,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盐地。洛阳地区的特色产业有纺织业、冶铸业、酿酒业、食品加工业、造纸业、造船业,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河洛地区所产丝绸远销欧亚各地。《全唐文》卷222载,“天下之中大都有五,而河洛总其中。”

大运河的开通使洛阳处于国内交通的枢纽,成为全国漕运中心。大运河修通之后,每年有大量来自河南、河北以及东南地区的租税以及丝绸等商品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这里,洛阳成为重要的粮食布帛的贮藏地、瓷器的集散地和茶叶的转输地。比如为了储备通过大运河运来的粮食,隋唐王朝在洛阳附近相继修建了洛口仓、回洛仓及含嘉仓等大型官仓。其中洛口仓全仓储米约有二千四百万石,是隋朝最大的粮仓;回洛仓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规模虽小于洛口仓,但储量也相当大。含嘉仓处于洛阳城内,自唐太宗开始储粮,是当时天下第一粮仓。这些粮仓都承担着为关中地区供应粮食的重任。大规模粮仓的建设和使用,印证了隋唐洛阳城处于全国物资运输的中心。

当时洛阳漕渠的运输繁忙,史书有载。据刘昫《旧唐书·五行志》,开元十四年(726)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涨,流入洛漕,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漂失杨、寿、光、和、庐、杭、瀛、棣租米一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钱绢杂物等。”又据《崔融传》,“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政治中心的地位和漕运中心的形成,使洛阳成为当时全国商品贸易的中心。《元河南志》记载:“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洛阳城内洛水南北相继出现了丰都、通远、大同、新潭等商业区,均具有较大规模,商品交易种类繁多,设有专门game36528365365并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以及沿丝绸之路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外商人都要到这里来推销货物和采购商品。新潭商业区因含嘉仓的使用而兴起,长安中央政府机构所需货物及贡赋,大多要从这里卸船后再转运至长安。

同时洛阳也是国际商品贸易的中心和东方丝路起点。洛阳是西域胡人东来的目的地和聚居地,大量的胡人不仅带来了西域的物产,如胡粉、香料、胡服、胡饼等,也将大量经运河汇集于洛阳的江南物资转运到西域。同样,来自东亚、东南亚的多国使者、商人把海外物产(如东南亚的大象、珠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交流到洛阳,也将西域物产、中原特产带回本国,使洛阳成为沟通中亚和欧洲的桥梁与枢纽,成为连接“一带一路”的枢纽。

■开启盛唐文学气象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加强了南北文学间的交流,进一步提升了洛阳在文学交融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随着隋朝的统一,南方文人大量进入隋代政权,与北朝固有文人进行交流,加之隋炀帝对江南学问的热爱,使得南北文学开始融合,逐渐形成了“文质彬彬”的文学特征,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运河带来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学问昌盛,使唐代文人形成了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追慕汉代的盛世精神,开启了文学史上的盛唐气象。唐代文人怀揣梦想,汇聚洛阳,感受运河两岸的风物和景观,在“洛浦秋风”中徘徊,在“天津晓月”下低吟,生发无限诗情画意。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杜牧、刘禹锡、王昌龄、王建、张籍、元稹、李贺、孟郊等著名诗人在洛阳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白居易《天津桥》感慨:“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李益《上洛桥》赞美:“何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刘希夷《公子行》称叹:“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里。”等等,不胜枚举。运河呈现的繁华,形成文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唐代文人围绕运河的创作,形成了“水上唐诗”的独特景观。

运河下的盛唐气象也吸引了大量外国留学生,新罗来的留学生写下了“日夜读书后,欲游洛阳天”的诗句,洛阳成为各国文人“梦寐以游”的神圣之地。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俗文学的发展,说唱、传奇、民歌也逐渐兴起,唐代传奇小说《炀帝开河记》便以隋炀帝开凿运河为对象,将运河的开凿过程进行了演义。总之,运河开通后,南北民族融合,不同区域、国家交流日益频繁,形成独特的思维方式、学问精神与价值观念,影响着洛阳城市文学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重塑雅乐学问传统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和通航,使洛阳迅速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以洛阳为中心、沿大运河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音乐学问交流活动也达到了辉煌时期,洛阳迅速成为当时音乐学问交流的中心。

适应东都洛阳宫廷音乐活动的需要,为扭转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礼坏乐崩,典章殆尽”的局面,逐步恢复汉族的音乐学问传统,达到“锐兴礼乐”以治国的目的,开皇九年,隋文帝以平陈所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管理“清乐”,奉其为华夏正声。隋炀帝即位后,广搜西域、兼采南北之音乐,进一步完善了隋朝九部乐的表演体制,并奉“清乐”为九部乐之首。又下令在洛阳建立专门负责宫廷音乐的机构太常寺,并派人搜集各国的宫廷音乐充实到太常寺。《资治通鉴·隋纪五》记载:“大业六年二月庚甲,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隋炀帝又依梁朝鼓吹乐之制,制定了在宫廷宴飨中增设鼓吹乐的制度,进一步确立了汉族传统音乐在宫廷礼仪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唐代不仅在洛阳设有太常寺,还设立教坊、梨园新院等音乐机构,选拔、培养音乐人才。完善的音乐机构的建立和大量优秀音乐人才的培养,为隋唐宫廷音乐的繁荣发展和隋唐盛世景象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隋唐音乐学问的繁荣发展,日本、朝鲜等国纷纷派出使节经大运河辗转来到洛阳学习中国的宫廷音乐。今天的日本雅乐和朝鲜雅乐都与中国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正仓院还较好地保留着隋唐时期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乐器和乐谱,是隋唐音乐学问在海外传播的重要历史见证。

■促进三彩远销世界

唐三彩是中国陶瓷烧造工艺的珍品,洛阳地区的三彩艺术尤为发达。大运河的开通为三彩器的远销打开了便捷之路,洛阳因此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三彩艺术集散地。

唐开元、天宝时期,由于经济繁荣,厚葬之风盛行。据《唐会要·葬》记载:“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煽动,破产倾之,风俗流成,下兼士庶……”至中晚唐,随着釉料中铅含量的降低,三彩器开始逐渐转型为生活用品和建筑饰品。社会需求的急剧增加,刺激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唐三彩艺术进入全盛时期。

今江苏扬州唐城遗址、湖北武昌何家垅唐墓、辽宁朝阳唐韩贞墓皆有唐三彩出土。特别是何家垅唐墓遗址中出土的三彩器多达23件,诸如骆驼、马、口盂、三足炉、双足鼎等。考古研究证明,从高岭土的胎体与铅黄、绿、青相间的釉色看,这些出土的三彩器物,多来自于洛阳地区的小黄治窑。1999年安徽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进行了第一次隋唐大运河遗址考古,在唐学问层第8、9层中出土大量“三彩釉陶器”,多见于三足炉、钵式罐、口盂、敞口斜腹碗等,胎质灰白细腻,釉色黄、绿、白相间,浸润自然,与洛阳地区小黄治窑烧造产品形态较为一致。

公元前9世纪,唐三彩艺术品开始外销东运出海,其中一条重要航线便是从洛阳出发经大运河,由扬州转长江直航海外。据相关考古资料记载,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特、伊朗的内沙布尔,以及伊拉克巴格达北面的萨马拉等地均发现唐三彩的遗迹。此外在日本奈良的大安寺遗址、福冈县宗像郡玄海町冲之岛、福冈大牢府遗址等地,都发现了诸如壶、瓶、罐、盘、枕等多元造型的三彩器物残片。

通过余韵悠长的运河辐射,唐三彩不仅促进了宋、辽、金乃至现代三彩的发展,还远传到亚洲、欧洲等地,对东亚、西亚乃至世界制陶工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国家在输入唐三彩釉陶器后,仿制烧造了类似的三彩器物,如伊朗的“波斯三彩”、朝鲜的“新罗三彩”、日本的“奈良三彩”等,皆从不同程度提升了唐三彩艺术的国际影响力。

■孕育多元体育学问

大运河经济繁荣,促进了诸如角抵、蹴鞠、马球、围棋、武术、百戏等体育娱乐活动的勃兴和体育交流的日渐频繁。隋炀帝乘龙舟三游江都,万船巡游,鼓乐喧天,声势浩大,场面繁华,为江南地区传统的“龙舟竞渡”注入了新鲜血液。隋唐时期,朝鲜、印度等国皆遣使访问洛阳和长安,朝鲜的“高丽乐”、印度的“天竺乐”以及瑜伽、导引与按摩技术先后传入洛阳。白居易居洛阳东山时,作《在家出家》诗云:“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生动描述了他练习瑜伽时的情景。

风行于洛阳城内的角抵、蹴鞠、马球、射艺等活动,则随运河南下,又越洋传入东亚地区。日本考古学家池内宏与人合撰的《通沟》认为,日本的相扑同中国古墓壁上的角抵图极像,同唐宋时代的相扑比赛形式、规则近似。巴黎东方博物院藏敦煌藏经洞的唐代佛幡绢画也可看出日本大相扑与隋唐角抵的相似。日本古书《经国集》《万叶集》《西宫记》均记载,日本马球深受隋唐马球的影响,天历九年的日本宫廷马球,仍然“衣冠如唐人”。《续日本记》载,日本奈良朝吉真备在开元年间来到唐代并生活19年,回国时将中国的“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等”带回日本。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国人“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这些体育活动应该是使节来到隋唐王期访问交流时传播出去的。

总之,隋唐时期体育在享受着大运河经济繁荣的同时,又为运河经济与城市的繁荣贡献着特有的力量,从而使运河体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推动了体育学问的交流与发展。

■打造运河旅游景观

隋唐大运河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学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做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三篇文章,是贯彻落实习大大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坚定学问自信、传承中华文脉的历史担当。

保护隋唐大运河遗迹,要始终把文物保护、遗产活化作为关键,做好沿线文物修缮与保护,如洛阳回洛仓遗址、含嘉仓遗址,通济渠郑州段,商丘南关段、夏邑段,卫河(永济渠)滑县浚县段和浚县黎阳仓遗址;打造运河洛阳段景观带项目,开展洛河、伊河、瀍河、涧河治理工程和滨河绿色学问休闲,加强周边环境整治,建设洛阳漕运学问公园,全方位展现漕运历史、风光、生活及码头场景,重现盛世风貌。

传承隋唐大运河学问,要完善公共学问基础设施,如以隋唐洛阳城遗址为核心,建设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学问公园、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等一批公共学问设施;讲好洛阳运河故事,如通过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治理运河事件讲述勤政爱民的故事;深入挖掘洛阳古今名人学问,如武则天、狄仁杰、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贺、郭子仪等。

利用隋唐大运河资源,编制旅游规划《隋唐大运河遗址公园规划》《隋唐大运河黄金旅游带规划》等,做大隋唐大运河旅游产业,推进国际学问旅游名城建设。建立“隋唐大运河旅游合作联盟”,签订旅游联盟框架协议,共同推动隋唐大运河旅游带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供稿:mobile.58365365大运河研究院)

 

活化隋唐大运河遗产 弘扬隋唐大运河学问

全国政协委员、mobile.58365365院长 梁留科

 
 

中国大运河是我国重要的世界学问遗产。2017年以来,习大大总书记先后两次对大运河历史学问保护传承和学问带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认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历史学问资源,并就大运河学问带建设作出重要批示,为推进运河遗址保护与建设指明了方向。

隋唐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鼻祖与重要组成部分。它首次将南北的天然河道与人工工程连接起来,促进了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与经济繁荣、学问交流,在大运河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南宋以来,唐宋运河河南段渠道逐渐淤塞。到了元代,由于政治中心东移、北移,经济重心南移,为了便于南方粮食的运输,大运河被裁弯取直,形成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规模。从而导致隋唐大运河以及洛阳在古代大运河中的重要意义与作用逐渐被淡忘。目前,有关洛阳与隋唐大运河的研究非常薄弱,而大运河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元明清时期。研究力量也主要集中在目前的运河沿线城市,如杭州、扬州、聊城等,杭州和聊城都建设有大运河学问博物馆。而河南省在这方面的工作则远远落后,相关研究成果及展示的博物馆也较少。

而隋唐洛阳城遗址作为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隋唐大型古代都城遗址,保存了含嘉仓、回洛仓、洛河、南市、新潭、天津桥等极为丰富、珍贵的大运河历史学问遗存。研究大运河洛阳段,保护、活化这些珍贵的运河学问遗产,发挥洛阳在大运河学问经济带建设中的学问资源与技术等优势,是大运河学问经济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对于深化、提升运河学问经济带建设的内涵和广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建议如下:

1.规划引领建议国家在编制《大运河学问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统一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学问带建设实践;支撑洛阳市建设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学问公园。

2.列入国家重大专项将隋唐大运河学问带建设纳入国家“大运河建设”的战略布局,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学问交流、对外合作、重点投入等方面给予支撑,并将近期能够实施的重大项目列入规划。

设立专项隋唐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建设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用于隋唐大运河相关遗迹的保护、运河学问的传承以及相关学问产业的发展。

3.加大考古与研究工作力度加大考古工作的力度,对洛阳隋唐大运河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如天津桥、漕渠、新潭、三市等重点遗址,让洛阳隋唐大运河的遗迹得到更多的保护与展示。做好洛阳和隋唐大运河历史的研究工作,要积极整合相关研究力量,建立隋唐大运河研究机构;搜集隋唐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历史遗存的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多出研究成果。

4.建设国家级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在立足运河遗址、彰显隋唐特色、生态环保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在洛阳规划建设隋唐大运河博物馆。进一步强化隋唐大运河国家学问符号,集合隋唐大运河学问资源优势,精选凸显学问特色的标志内容,扩大隋唐大运河在国内外的影响。真实展现隋唐大运河的历史风貌和学问价值,增强国家、民族和学问的认同感。

5.构建隋唐大运河黄金旅游带

构建“一心四带四区”的隋唐大运河黄金旅游带。“一心”指以华夏文明展示为核心;“四带”指大运河沿河生态旅游带、大运河沿河学问旅游带、大运河沿河休闲旅游带、大运河沿河康养旅游带;“四区”指运河遗址学问体验区、运河观光休闲体验区、运河民俗风情体验区、运河学问传承体验区。统筹规划,每年在洛阳等地举办“大运河学问节”,可举行大运河国际骑游大会、运河美食节、运河民俗节、划船比赛等系列主题活动。还可着力进行运河旅游产品的设计、推广,带动特色街和风情小镇发展,精心设计打造富有运河特色的学问演艺项目,加快形成运河演艺市场。并进一步与全国的大运河旅游区进行区域合作,实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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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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